“前明王朝末年的中国大陆，正处于一个非常时期——在封建主义的氛围中，旧有的政治体制、生产方式、思想文化都同时走向了成熟的顶峰，同时也走到了腐朽的绝壑边缘。与之相伴的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当然也仅仅是萌芽而言，不宜高估——正在缓慢发展，一批具有崭新的精神气质的启蒙思想家，恰似星光灿烂，正在向旧时代挥手告别。民间出现了反应新兴市民阶层全新心理的诸如‘三言二拍’等传奇小说，这已经能够从某些角度初步说明问题了……”1678年12月20日，马当要塞下的半封闭码头内，郭普夏刁着一个烟斗，用有些惊讶的目光看着手头的这份报告。
报告是他的副官联合诸多参谋集体撰写的，还没来得及提交上去，目前还是初稿，先拿过来给郭普夏过过目，提提意见。
老实说，报告的开头还是挺惊艳的，体现了他的这位出身兵团堡的副官学院派的风格。同时也看得出来，他们这帮人是真真正正地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过深入了解的，对明清之际的市井文学甚至都有所涉猎，这非常不容易。要知道，他们在东岸本土从小学习到的知识，与明国、清国这边还是大有不同的，因为分出大量精力学习了诸如地理、自然、科学、军事、法律、卫生等诸多学科的知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力度远远不如明国人和清国人。
再考虑到社会制度、经济基础、生产力水平等方面的不同，他们看待世界的三观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与明国人、清国人也存在显著的不同。也就是说，他们与中国大陆上的居民虽然在血缘上没什么差别，但文化区别还是不小的（东岸人自认自己是华夏文明的“进化版”，是正宗，明清的腐儒已经走偏了路），因此来到远东大陆后，很多东西需要重新学习，也需要重新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这无疑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
“……就顺国而言，因为战争重压导致的对财货的渴求、对高效率生产模式的向往、和我国交流的频繁以及君主的个人喜好等原因，资本主义萌芽对社会发展已具有着明显的导向性。比如景德镇的陶瓷业、赣州的制烟业（这是从东岸引进了烟草后发展起来的）、萍乡的采煤业、湘潭的冶铁业、长沙的枪炮制造业、零陵的药材种植业等等，这些是集中度比较高的制造业，此外还有诸如咸宁大布、长沙棉布、衡阳花布，江西鞭炮、竹器、金箔、纸花、雕刻，湖北锡器、漆器、养蜂等以小作坊甚至个体手工业者为主的分散制造业，多年来行销蜀地、两广、西南甚至吴越、中原等清国辖境，获取了大量的利润。这些利润，基本都就地花费掉了，换成了大顺政权急需的各类物资，其中既有绸布、茶叶、盐、油料、酒等生活用品，同时也有诸如武器、军资、弹药、战马、机器等关乎战争成败的军需物资。”
“……不得不承认，大顺政权治下不过区区三省，人口不过千万——湖南三百余万（增加了很多湖北移民后的数字）、江西五百余万，湖北及四川部分地区加起来接近二百万——但就制造业和商业的活跃程度而言，当真是一线水平的，人均生产力水平是要高于清国和明国的，这点毋庸置疑。”
“……生产花布的衡阳城内，按宽闲屋宇，多赁外省布商为寓，且城内外省布商立店号十数处，进出口繁荣。作为大顺前营根本重地的武昌城，因当年迁移了大量汉口商贩、手艺人定居，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并出现了诸如罗明德牛烛、何云锦靴、洪太河丝线、罗天元帽、牛同兴剪刀、王恒丰烟袋、马公良香货等手工名牌商品和商店。在大顺首都同时也是工业生产重地的长沙，出现了包括衣服、鞋袜、芦席、草纸、花布、白布等专业性街道，由此可见工商业的繁荣。”
“……大批农民人口与外地移民涌入包括长沙、衡阳、南昌、武昌、巴陵、赣县在内的诸多大城市，成为出卖自身劳动力的雇佣手工业者，带来诸多问题的同时，也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了大量的财富。产销结合的手工业，以金钱为轴心的市井生活，廉价且充足的劳动力后备大军，发财的机遇与沦落街头的悲惨结局，远未成熟的资本关系和市场体系，繁华的表象背后潜伏着重重隐而未发的危机，这一切都预示着新旧生产关系之间的摩擦、冲撞与转换。在上述地区，的确存在着很大一股与传统封建社会的价值尺度及行为模式格格不入的新生力量，它毫无疑问地指向了未来。”
“……传统守旧的思想是这些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最大阻碍。正如长沙一位传统士绅所言：‘商贾糜至，百货山积，贸易之巨区地。夫逐未者多，则泉刀易聚；逸获者众，则风速易隤。富家大贾，拥巨资，享厚利，不知黜浮崇俭为天地惜物力，为地方端好尚，为子孙计久远；骄淫矜夸，惟日不足。中户平民，耳濡目染，始而羡慕，既而则效，以质朴为鄙陋，以奢侈为华美，习与性成，积重难返。’由此可见，古老而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封建社会，对新生经济的敌视态度相当明显，若非李顺政权出身底层，军事压力又大的话，未必乐于如此锐意改革，当然这也是他们统治三省之地数十年，地方士绅始终没有忘记前明政权的主要原因所在，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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