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狗共有的疾病有65种；与牛共有的有50种；与绵羊、山羊共有的有46种；与猪共有的有42种；与马共有的有35种；与家禽共有的26种……”立于神武乡（后世巴西马里亚纳门特尔小村附近）乡政府门前的一块晒场上，穿二代、宪兵队中士郭普夏戴着厚厚的口罩，看着躺在他面前的几具瓜拉尼人尸体，略显嫌恶地摆了摆手，示意手下人拉出去深埋了事。
他的脑海中回响起了自己在医疗部门工作的父亲经常念叨的话语，虽然他根本弄不清楚人与这些牲畜到底有哪些疾病是共有的，但这已经不妨碍他了解很多事情了，比如眼前的这一幕。
事实上眼前的这几个正值壮年的瓜拉尼人并不是死于东岸人的捕杀，他们是死于未知的疾病。这几个瓜拉尼人原本是活跃于附近的瓜拉尼游击队的成员，以袭击东岸拓荒者为主，一直是宪兵队和东岸陆军欲杀之而后快的对象，只可惜他们一直很警醒，对附近的地形又熟悉，因此一直没能令东岸人如愿，屡屡逃脱逍遥法外。
但如今一切都结束了，他们没死于东岸人的刀枪，却莫名其妙地倒在了疾病上面，让人哭笑不得。杀死他们的罪魁祸首——或者说“功臣”——不是别的，而是附近田野里不起眼的农家肥。
众所周知，在东岸农村，人畜粪便一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农民们将其收集起来，然后堆在田间以维持地力，但这种含有大量病菌和寄生虫的排泄物也许对来自旧大陆的人来说不是什么威胁，可对从未接触过此类病菌（这往往意味着缺乏足够的免疫力）的瓜拉尼人来说，就足够致命了，一种或数种对他们来说极为陌生的疾病夺走了他们的生命。
面对医生给出的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负责附近区域治安的郭普夏也有些无奈，同时也有些不解。按理说这些瓜拉尼人应该接触过西班牙人的呀，那些圣方济会的传教士们非常热衷到蛮荒地带归化印第安人，因此印第安人经常能够从西班牙人那里搞来牲畜，也经常和西班牙人接触——这意味着他们对这些旧大陆的疾病有一定的耐受力——可为何在东岸农民抵达此地后一个个都这么“弱不禁风”地倒下了呢？
郭普夏想了半天，不得其解，只能简单地理解为这些瓜拉尼人与外界接触得还比较少，对旧大陆病毒的抵抗力还非常弱，体内没有获得足够的免疫力以帮助他们逃脱灾难。当然还有一种新的解释，这是西湖县牧草岭乡的邵元义邵医生在某次医学会议上指出的，他认为虽然这些瓜拉尼人或许与西班牙人接触过，也接触了一些致病病菌，但他们还从未有机会与来自远东的明人接触，因此明人携带的大量病菌对它们来说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威胁。
邵元义的这种说法现在越来越多地得到人们的支持，因为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现，来自欧洲的女奴有时候会感染一些不常见的疾病，而这些疾病以前很少在欧洲出现，多半只在远东出现；同样的，明国移民也偶尔会感染一些来自欧洲的疾病，由于他们很少接触这些疾病，体内的免疫能力有限，因此造成了一定的死亡——也得亏东岸人极其重视对传染病的防治，一经发现，立刻隔离，绝不手软（甚至就连发过病的房屋都会烧毁），因此很多疾病只在小范围内流行过，患病人数往往不过千余，死者不过数百，并未酿成地区级甚至全国级的疾病大爆发，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郭普夏本人对邵元义的这种说法将信将疑，但也不可否认在东岸这个移民国家，各类疾病的发病率是很高的，同时也造成了大量人口——尤其是婴幼儿——的死亡。盖因这个年代的人不像后世那样处在一个高度流动性的社会中，身体从小就接触各种各样的疾病（意味着综合免疫力较高），他们往往一辈子都住在一个地方不挪窝，身体也许对本地病的免疫力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但在外来疾病面前往往非常脆弱，这从古代各个地方频发瘟疫就可以看得出来——很多瘟疫的病源其实就是由外乡人带过来的其他地方的疾病而已。
在东岸共和国这么一个流动性较强且外来移民很多的国家，疾病种类的多样和多发是大概率事件，欧洲人带来的白喉、猩红热、斑疹伤寒、淋巴结鼠疫、梅毒等疾病，非洲人带来的恶性疟疾、丝虫病、钩虫病、雅司病、热带皮肤病等，以及各方共有的天花、结核病、水痘、麻风病等疾病，将东岸人里里外外地草了个遍。
要不是政府一开始就对外来移民进行检疫隔离（此项措施对有潜伏期的疾病无多大效用，但对有明显症状的病还是可以及时预防的，比如上个月东岸就拒绝了一艘来自新英格兰的船只入港，因为传闻那里正在大范围流行黄热病）；要不是政府从一开始就强制人们定期洗澡、理发、穿干净衣服；要不是政府从一开始就对公共卫生极为重视；要不是政府从一开始就极端重视对疾病的预防和隔离；要不是政府一开始就组织民众灭鼠、灭虫、灭蝇，东岸共和国怕是已经经历了数次疾病大流行了。这些疾病大流行无疑是极为可怕的，往往会造成数万人的死亡，但东岸现在每年至多只有几千人因病死亡（少的年份甚至只有一两千人），已经是一项足以令人称道的成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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