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的东岸农村刚刚进入夏收时节，感谢天尊的眷顾，感谢政府修建的庞大的农村水利设施，更感谢北方植物园和北方种子公司提供的优良种子，今年东岸的粮食总产量在去年的基础上又获得了一定的增长。国家储备粮库在各地区、各县、各乡建立起来的三级粮库网络也开始了高速运转，他们拿着大鱼河第一造币厂刚刚冲压制造出来的崭新银元，敞开收购农户们手里的各种粮食：小麦（占到总量的六成）、玉米、大豆（占两成），以及少量红薯和土豆——这些杂粮会有国营大丰食品公司拉回去做粉丝。
普通农户、国家储备粮库以及为二者提供金融服务的西北垦殖银行，这三者便构成了东岸经济的底层部分，即广大的农村经济部分。这部分经济以农业活动为主，地方性也比较强，虽然有着商品化农业的些许特征，但从总体上来说，这依然是一个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经济体系。
而在东岸经济的上层，则是以国家和少部分私人资本构成的一种高度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体系。具体表现在上层社会生产各种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并且垄断了农产品的贸易，整个农村的底层自然经济完全从属于上层的资本主义经济。
底层经济和上层经济之间，不说泾渭分明吧，但区别依然是巨大的，表现到货币上，就是两者之间同行的货币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底层农村经济中，比较多见的是各种面值的铜币、银币，纸质的一年期、两年期银行承兑汇票较少，民间认可度也不是很高；但在上层工业经济中，最多见的自然是各类面额（很多都是大面额）的银行承兑汇票了，这些汇票在企业与个人间来回流通、不断背书，相反硬币却不多见。
这两类货币体系之间的联系，大概就是通过输出特产品（农产品）和输入消费品的贸易货款、公共费用（税收、水利建设摊派、国防特别费等等）以及工资支付（农闲时打工，一般是建筑工地）等数种渠道来进行的。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机构，大概就是国家储备粮库、地方百货商店、交通部和国家铁道总局下辖的建筑队，以及西北垦殖银行了。
不过，随着明人移民的大量流入，特别是一些在原本明国小有身家的一些商人、小地主或主动或被动地来到东岸，广大农村地区的金融活动开始显露出萌芽，并渐渐发展了起来。目前有民间私人金融萌芽迹象的，主要在两个地区，一是西岭地区，以罗洽县的所谓“青州帮”商人为主；另外一个就是南鸭子湖地区了，以农业大县西湖县的一帮山东济宁籍移民为主，当地的明人称之为“济宁帮”。
这些人在身携少量金银珠宝玉器什么的进入东岸后，逐渐在地方上扎下根来，然后开起了流动杂货铺，专门避开大型连锁辛迪加企业——东岸百货商店势力较盛的城镇地区，进入广大的乡村腹地，向当地农民们出售各类生活必需品、收购农民们手中的剩余商品（主要是粮食，偶尔有一些羊毛、皮革、兽脂等）。久而久之，他们便和当地的农民们建立起了相当密切的关系，信誉度也水涨船高。这个时候，很多完成这第一步积累（资本积累和关系积累）的小贩们便开始了蜕变，他们开始向一些急需用钱的农民放起了小额贷款，西湖县牧草岭乡的邵元义就是这么一个人。
当然了，邵元义移民到东岸时身无分文，并没有什么原始资金。他的资本积累靠的全是发明阿司匹林药物的部分专利权权益，以及行医卖药获得的一些高额收入，但本质上他和那些小贩们是一样的，同样有资金、同样有关系网、同样有不错的民间信誉。他们的放贷，形式多样，有的是现金贷款，有的商品赊销，甚至其中有些人还经营起了一些汇票贴现业务，让人看了大为惊异。
邵元义现在在自家的院子里搭了一个小棚子，开起了一种类似当铺的“金融机构”。农户们送过来的谷物、皮革、牲畜、木头甚至鸡鸭禽蛋都可以在这里质当，以换取他们急需的现金。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按照营业规范，在西北垦殖银行内是很难质押的，因此这些农户们也只有去寻找乡间的富户，通过地下当铺的形式来获取资金。
除了“当铺”外，邵元义还在自己书房里办起了纯粹的现金贷款业务，且同样是那种在银行很难获得批准的无抵押现金贷款。由于邵元义常年居住在乡间，因此他很清楚谁能贷谁不能贷、谁的贷款能收回来谁的贷款根本收不回来。这样做到有的放矢后，不良贷款的风险就会极大降低，而这也是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所不具备的优势。
“1646年发行的西北铁路建设债券？”坐在自己书房里，邵元义手里拿着一张纸片翻来覆去地看着。“纸片”确实是真的，财政部当初在西北铁路开工前曾经在全社会公开发行了数十万元的五年期、十年期建设债券，这张“纸片”应当就是在那时候购买的，且是不记名债券，因此在民间多有转手。
“没错，先生。”坐在邵元义对面的是两个欧洲裔男人，其中一个年纪大些，看起来入籍东岸有些年头了，另外一个则是个来东岸打工的年轻人，汉语结结巴巴的，说起来不是很利索，此时说话的就是这个满脸络腮胡子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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