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蒙主教认定卢梭的作品为禁书，对《社会契约论》与《爱弥儿》两本书都下达了禁令，使得卢梭不得不在荷兰出版这两本着作。
而对卢梭来说更糟糕的是，巴黎高等法院也随之下达了对他的驱逐令，将他从法兰西的土地上驱逐了出去。
于是卢梭也被迫开始流亡，先后辗转于普鲁士与德意志诸国，最终在英国哲学家休谟的帮助下逃亡到了英国。
休谟对于卢梭也算是仁至义尽，不仅帮卢梭安置好了住处，还向英王乔治三世举荐了卢梭，为他争取到了一份国王的年金俸禄。
但是，卢梭本人并不会说英语，他在英国也没有别的朋友，这样的孤独处境使得他的精神状况日益恶化，后来甚至怀疑休谟想要加害自己。
休谟对此也是十分无奈，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到卢梭为：“他显然是疯了。”
而到了1770年，巴黎高等法院终于撤销了对卢梭的驱逐令，允许他回到巴黎，但是不允许他发表任何着作。这也是为什么卢梭的《忏悔录》在他去世四年之后才发表。
卢梭便立刻带着妻子离开了英国，回到了巴黎这片阔别了快有十年的土地，并且以抄写乐谱、为人谱曲为生。
“您读过我的作品？”卢梭有些惊喜地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问道。
由于《社会契约论》与《爱弥儿》在法国都被封禁了，因此这两本书在发布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人问津。
卢梭也没有想到竟然能在这种地方见到一位自己的读者。
“当然，我甚至能背诵其中的片段。‘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只有每个人同等地放弃全部天然自由，转让给整个集体，人类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
劳伦斯微笑回答着，而后扫了一眼卢梭的牢房，皱眉问道：
“另外，卢梭先生，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把你关在这种地方。”
尽管这牢房的环境比起其他监狱来说已经好了不少，但也显然不是一个年近六十的大思想家该待的地方。
一旁的杰基法官听到这话，顿时又出了一身冷汗，他这时终于看出来了，这位波拿巴阁下竟然是那个囚犯的忠实读者。
察觉到这一点的杰基法官赶紧思索起来，想着如何利用这一点来讨好波拿巴阁下。
卢梭苦笑着摇摇头，并没有大声诉说自己的冤屈，而是缓缓说道：
“高等法院向我下达了禁令，不准我再发表任何作品，但是他们对作品的定义实在太宽泛了。我只是发表了一首乐曲，他们便指控我违反了禁令，将我带到了这里。”
劳伦斯眉头紧皱，但并不意外，毕竟对高等法院这样守旧腐朽的利益群体来说，越先进的就是越反动的。
当年的伏尔泰就也被巴黎高等法院迫害过，蹲过一段时间的地牢。
“呵呵呵...波拿巴阁下，卢梭先生。”
一边的杰基法官也找准时机凑了上来，对卢梭的称呼也从囚犯变成了先生，笑呵呵地说道：
“我刚才又回忆了一下卢梭先生的桉件，似乎在判决上确实有失偏颇。卢梭先生，如果你提出复审的话，我很乐意重新审理一下这个桉件...”
卢梭愣了一下，而后顿时松了一口气，心领神会地看了看劳伦斯感激道：
“太感谢您了阁下，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您。”
对于卢梭这样看惯了人情世故的老人来说，他当然是瞬间就知道杰基法官的态度为何转变的如此之快。
在知道自己马上就会被释放之后，卢梭的脸色也终于多出了一抹微笑，激动地问向劳伦斯：
“对了，我还不知道您的名字呢，您是...？”
杰基法官连忙抢先开口，对卢梭和善地说道：
“卢梭先生，你是才回到巴黎吧，连波拿巴阁下都不认识。他可是科西嘉共和国总督，兼任法兰西的王储第一侍从和王家稽税官。”
“科西嘉总督？”
卢梭听到这个名号之后忽然怔了一下，连声问道：
“科西嘉总督不是保利先生吗？我前几个月还和他有书信往来呢。”
“书信往来...？”
劳伦斯也是愣了一下，随后才想起来，卢梭和科西嘉倒还真有一层关系。
早在1755年，保利带领科西嘉人反抗热那亚统治，宣布科西嘉独立的时候，卢梭就对科西嘉的独立感到振奋，并在《社会契约论》中写下了：
“在欧洲还有一个国家向立法者开放。这就是科西嘉岛。这些勇敢的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坚定能够重获和扞卫其自由，非常值得那些愿意教导他们如何保卫自由的智者的帮助。我预感到有一天这个小岛会让欧洲震惊。”
在这段文字里，卢梭所指的“那些愿意教导他们如何保卫自由的智者”其实就是自己了，这也算是一种毛遂自荐。
幸运的是，到了1764年的8月31日，当时的科西嘉驻法大使马特奥·布塔夫科读到了这段文字，于是他给卢梭写了一封信，请求卢梭为科西嘉草拟一份宪法，并承诺向卢梭提供所有必要的资料。
卢梭在同年十月份收到了这封信，立刻兴奋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向科西嘉大使回信说：
“在我的余年中，我没有其他的兴趣，除了我自己与科西嘉，其他的一切事情已经从我的思维中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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