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猜测没有错，这支化装成德军突围的部队，的确是由莫纳科夫少校指挥的。不过出发时四百人，如今只剩下了不到一百人，甚至连莫纳科夫本人也负了伤。
当莫纳科夫出现在指挥部的时候，他的形象把我吓了一跳，头上、肩上和腹部都缠着厚厚的纱布，他没有戴军帽，只披着一件战士的军装。我招呼他坐下以后，吃惊地问：“少校，你的伤势怎么样？”
“放心吧，将军同志。”坐在凳子上的莫纳科夫仰头望着我，强作欢颜地说：“就是一些皮外伤，没有伤着骨头，最多过两个星期就全好了。”
我想起自己在离开崔可夫司令部时，莫纳科夫在敌后还一切进展顺利，怎么才几天的时间，他们的处境就变得如此糟糕，甚至还不得不采取突围的方式，来摆脱自己的困境：“少校，你们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么狼狈？”
听到我在询问莫纳科夫，阿斯卡列波夫和他的参谋长也围了过来，坐在一旁静静地等着莫纳科夫讲述自己的经历。
莫纳科夫也许是见惯了这样的场面，虽然旁边围着两位自己不熟悉的指挥员，依旧淡定自若地向我讲述发生的事情：“副司令员同志，我们在干掉了卡明斯基和他的一部分爪牙后，就冒充他们的身份在敌后活动。刚开始还一切顺利，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德军只要听到我们说是‘卡明斯基旅’的，就会立即毫不迟疑地开枪射击。……
在付出了一定的伤亡后，我将这种情况向崔可夫司令员进行了汇报，向他请示下一步的行动。司令员指示我们，既然在敌后已无法坚持，那么就尽快撤回我军的防线。……
转移的过程中，我们又多次和德军遭遇。虽然我们采取了一沾即走的战术，但部队依旧损失不小。今天在给上级发报的过程中，遭到了德军的突然袭击，电台也被德军的炮火炸烂，我们只能采取且战且走的方式，朝着预定的突围撤退……”
后来发生的突围过程，虽然我们都通过望远镜看到了，但莫纳科夫还是不厌其烦地向我们讲述了一遍。等他讲完了他在敌后的历险经历后，我安慰了他几句，便让阿斯卡列波夫找人带他去休息了。
当莫纳科夫离去后，阿斯卡列波夫向我请示：“副司令员同志，我们该如何安排他们？我看有不少的战士都负伤了，是留在这里治疗，还是把他们送回到东岸去？”
我琢磨了一下，随后对阿斯卡列波夫说：“师长同志，你先安排卫生员给这些战士进行检查，没有负伤或轻伤的，继续留在这里；而重伤员嘛，就全部送回到对岸去。”
我的话刚说完，屋里的电话铃声便响了起来。师参谋长接完电话后，便走过来向我报告说：“副司令员同志，是集团军司令部来的电话，说发生了紧急的事情，请您立即返回东岸。”
听说古谢夫催我回集团军司令部，我心里便知道肯定出了什么大事情，连忙吩咐阿斯卡列波夫：“师长同志，请立即帮我准备一条船，我要立即赶回东安去。”
阿斯卡列波夫透过瞭望口瞧了瞧外面的天空，随后小心地说：“副司令员同志，您还是等天黑再走吧，大白天渡河，有可能会遭到德军的炮火拦截。”
我冲他摆了摆手，不以为然地说：“放心吧，师长同志，就算德军发现我们在渡河，他们也绝对不会为了一条小船，而随便开炮的。”
我在阿斯卡列波夫的帮助下，渡过了维斯瓦河，坐上了停在渡口的吉普车，匆匆地赶往古谢夫的司令部。
我走进屋子里的时候，看到古谢夫、参谋长、军事委员以及十几名校级军官，正围在屋子中央的桌子四周研究地图呢。我一边快步地朝古谢夫走过去，一边大声地说：“你们好啊，指挥员同志们，你们在讨论什么啊？”
我的话音一落，正在议论纷纷的指挥员们立即安静了下来，大家都转过身面对着我，保持着立定的姿势。古谢夫慌忙快步地迎上来，和我握手后，低声地说：“副司令员，元帅同志打电话通知，说让您在天黑以前赶到他的指挥部，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您交代。”
“知道什么事情吗？”我望着古谢夫问道。
“不清楚。”古谢夫一脸茫然地回答说：“元帅同志只说有重要的事情，但没有具体说是什么事情了。”
我听到古谢夫的这个回答，恨不得立即踢他一脚。要是我在普瓦维登陆场时，他就直接说清楚是罗科索夫斯基找我，我回到东岸后就会直接驱车去卢布林，而是专程绕一圈到这里来。不过当着一帮部下的面，我还真不好冲古谢夫发火，只能点了点头，随后满脸怒气地离开了指挥部，到外面找我的吉普车去了。
在前往卢布林的路上，虽然司机将车开得飞快，但我还是感觉太慢，不住地催促他：“快点，再开快一点。”
“副司令员同志，”司机哭丧着脸回答说：“我已经开到最快速度了。”
听司机这么说，我只好乖乖闭上了嘴了，一两百公里的路程，就算司机开得再快，也需要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是我心里太着急了。我闭上嘴，眼睛望向车窗外，心里在生罗科索夫斯基和古谢夫两人的气。假如古谢夫在往近卫第77师打电话时，直接告诉我，说罗科索夫斯基要找我，我就能少跑点冤枉路；而罗科索夫斯基呢，如果他能在电话里告诉古谢夫是什么事情的话，我就能提前做到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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