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二年，11月1日，东宋，两浙东路，平江府（苏州）。
平江府城之西、太湖之东，有灵岩山；灵岩山南，有胥江；胥江与灵岩之间，有木渎镇，自古以来就是造船业兴盛、商旅汇聚之地。
如今，天下大变，这木渎镇也如往日一般繁……不，是比往日还要繁华许多。
南北向的河流上，各式小船川流不息，停满了镇旁的码头。在与河道平行的主街上，石板路从南铺到了北，行人背着箩筐、挑着扁担、推着小车在街上来来往往。街边商铺鳞次栉比，招牌布幡布满了天空。茶馆酒楼中坐满了谈话的商人，青楼寮馆夜夜笙歌。
这些年来，东海国和后继的华夏国在北地锐意进取，接连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将成倍的土地和人口纳入治下。这也导致了巨大的物资需求，在中枢的财政扩张政策支持下，各式等值于银币的国债券、储蓄券、承兑汇票被印刷出来，采购了大量的物资。其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流入了与华夏国近在咫尺且有丰厚物质和人口基础的江南地区。
江南的大米、生丝和棉花一船船地输出北方，在华夏国加工成食品和衣物，供应军队、民间和新拓之土上的需求。与此同时，这片富庶地带也前所未有地对外开放，来自外界（主要指华夏国）的商船可以随意泊入长江各港口，运来最新的各式小玩意和简单机械，满足了富裕起来的江南商人和贵胄的需求。
一来一去，各地的商业流通便如同吹气球一般，快速膨胀起来。木渎镇这等过去重要的商镇，今时今日更为繁华了。
不过，繁华之下，却不是所有人都受益了。
木渎镇北，蔡家村中。
一处简陋的土屋前，佃户雷川跪在门口，对一伙持刀带棍的家丁哭诉道：“哥儿们，行行好，失了这一份活计，我家实在是没生路了啊……”
一名身着长衫的管家从人群中站了出来，摇头道：“姓雷的，我家员外可怜你，都宽限你两年了。可这么长时间你都没找到工可做，那是你自己无能，还能有什么办法？带你家人收拾东西，收拾完了赶紧滚，员外宽宏大量，你的那些积欠就不跟你讨要了！”
雷川跪在地上，渴求道：“蔡管家，你不知道啊，城中求工的人已经排满好几条巷子了，哪有那么好找啊？还是让我在蔡家佃上几亩地，我愿意把租子高到六成……”
管家朝他啐了一口，骂道：“就你种的那些破米，能值几个钱？赶紧滚，不然我就真让弟兄们动手啦！”
雷川依然在磕着头哭诉着，管家一阵气恼，喊道：“敬酒不吃吃罚酒，上！”
话音刚落，家丁们就一涌而上，将雷川从门口拉走，推倒在地又踹了几脚。然后，他们冲进屋里，将雷川的妻子秦氏和小儿子也揪了出来，一并赶到屋外。再之后，他们就对着这处贫寒土屋里为数不多的家具破坏起来。
“呜哇……”秦氏惊恐无比，放声痛哭起来。而雷川眼见床铺被砸碎，陶碗一个接一个被抛了出来，也愤恨无比，但没办法，只能求饶道：“莫砸了，莫砸了，我们走，我们走！”
管家掂着一枚从床底深处搜出的银元，塞进自己的腰带里，坏笑道：“早识相点，哪会这样？快点，给你一刻钟，收好了东西快滚！”
雷川没办法，爬起身来，拉起秦氏，流着泪回到屋中，收拾起了所剩无几的家资。
不久后，他背着一个大包袱，秦氏抱着儿子，两人一瘸一拐地走在乡间土路上，向南方繁华却冷酷的木渎镇走了过去。
在离开村子前，雷川回头看了一眼。
原本自家租种的那几亩地边，已经扎上了篱笆，合着周遭的土地一体，连成了一大片“农场”。据说，拥有这片地的蔡员外从北方学了新法，棉花麦子一起种，还买了不少铁叉叉农具，雇人种雇人收，收成全都是自己的，已经用不上那么多佃户啦！
所以，像雷川这样无根无基的外姓佃户，就只能卷铺盖走人了。
秦氏仍在哭哭啼啼地道：“没良心的，怎么就知道欺负穷人呢？”
雷川看了看她，无奈地摇了摇头。
当年，他家实际上还是有几亩地的，正是父亲为了给他娶亲，才卖了田底给蔡员外，留着田面做个佃户每年交租子，给他娶了这个娘子。
像他这般田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例子，在过去和当下比比皆是。不过，在过去，民间和官府都承认“田面权”，即佃户有永久租种土地的权力，除非把这个田面再卖出去。而现在，临安朝廷都不管事了，江南诸县的乡绅们关起门来自相议事，官府都是听他们的，他们要侵夺田面，谁能管？
宋朝一向有“与士大夫共天下”的传统，优待士大夫，或者说是有资源接受脱产教育的地主阶级。这使得他们利用朝廷的权威，进一步扩张自己在地方的家族势力。而自六年前的变故后，朝廷权威大降，“士人”们扯旗自治，就更是无人能制了。
在一开始的几年，佃户并没有察觉到什么不同，毕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变，地主仍然依靠佃户耕种土地。租子本来就是能收多少收多少，变更的只是地主与官府之间的分成比例，佃户的负担还是那么重，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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