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侁于榆林道调兵遣将，大张声势，准备对叛匪李继迁“分进合击”之时，数千里外，一场国战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事实上，李继迁的叛乱，只是小打小闹，其影响恶劣之处，也只是把西北地区的胡汉矛盾给挑明了，对朝廷实在谈不上有多大的影响。
之所以郑重其事，也只是因为刘皇帝上了心，从上到下，不得不有所表示，在很多当权者看来，李逆只是疥癣之疾，成不了什么气候。
哪怕从榆林道来看，针对李继迁的小股叛乱，都没有竭尽全力，当地的官兵虽然察觉到其人滑溜，却也没有将之放在眼中，在很多人看来，只要他们下定决心进剿，那李继迁只有覆亡的结局。
相比之下，发生在安西的战事，则要更引人瞩目，毕竟，这是一场以灭国为目的的战争，是自开宝北伐之后，执行收缩战略十多年后，大汉又一次发动对外扩张。
哪怕只以发兵规模来看，在大汉的战争史上，也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开宝二十年冬刘皇帝下诏征讨黑汗，到今年末春，经过足足五个月的时间，筹备完毕之后，在魏王刘旻的统帅下，大汉正式开启了第三次西征。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大汉曾经发起了两次西征。第一次是在开宝元年，那时朝廷刚刚一统天下，南方尽复，刘皇帝进取之心尤盛，自认天下无敌，放眼四海，契丹暂不可图，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西北，岂容一隅有缺。
而还未从战争年代走出的汉军，正处在巅峰，又由柴荣统帅，王彦升、郭进辅助，虽小有波折，但仍旧摧枯拉朽，不只覆灭了甘州回鹘，还让归义军曹氏重归中原怀抱，尽复河西走廊，疆域西抵至玉门、阳关。
第二次则是在开宝八年，朝廷大举北伐，由郭进统率。不过，那一次西征，属于整个开宝北伐的组成部分，郭进为主将，率一偏师，挺进西域，旨在消灭盘踞在西域的契丹军队。
结果，同样成功地实现了目标，不只消灭了契丹人，基本全复高昌回鹘辖地，还向西打退了黑汗的侵扰，成功保住了胜利成果。
而这第三次西征的性质，实事求是地说，掺杂了一些复杂的东西，既是大汉开拓进取的体现，也有收复中国故地这样堂堂正正的理由，然再结合起开宝二十年的纷扰，就难免给人一种刘皇帝好大喜功、泄私愤的印象。
朝廷上层，支持的人并不多，毕竟，与黑汗的冲突，大汉这边“理亏”，哪怕能找出大量证据来证明西征的正义性，但总免不了一些保守派“兴无理征伐”的念头。
当然，有人保守，就有人激进，对于参与此次西征的将帅们而言，却是一个难得的建功的机会。这些年，海军在不断崛起，通过欺负南洋的土着，为帝国攫取了大量财富。
对于这样的情况，作为当家做主的马步军，岂能不看着眼馋，然而放眼四顾，似乎又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了。
漠北的契丹残余勉强称得上是个对手，但毕竟太远了，不好打，恰逢汉黑交恶，这就给渴望建功的将帅们一个宣泄志气的目标与方向。
至少对于长戍西北的汉军而言，他们亲眼见证了丝绸之路繁荣复兴，也一直维护着，他们本身也从中获得了不少的好处。
哪怕只冲这一点，也值得他们出手，去教训教训那夜郎自大、不知所谓的黑汗国。
此次西征，除了魏王刘旻以亲王之尊挂帅之外，驸马杨延昭为副帅，同时又以郭仪为行营都虞侯，王申钧为行营排阵使，向德明为行营粮料使，慕容继业为壕阵使......
从以上用人，就可以看出，这一次西征与以往相比的特殊性。西征行营的主要将帅、要职，都是启用年轻一代的杰出人才，且个个出身不凡。
刘旻、杨延昭这正副二帅就不说了，郭仪是邢国公郭威的幼子，王申钧是已故平南公王全斌的长子，向德明是温国公向训的长子，慕容继业则是滦国公慕容彦超之孙、时任京畿都指挥使慕容承泰的儿子。
唯一一个算得上老将的，大概是拜为行营都监的康保裔。当然，此人严格得来说，也属于二代将领，只是从军较早，少年时便跟随其父康再遇东征西讨，近三十年戎马生涯，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屡立战功，被创数十处，仅以威望而言，西征军中没人胜得过他。刘皇帝用康保裔的主要目的，也是让他为刘旻、杨延昭压阵。
显然，随着老将老帅们的进一步衰老凋零，一些中青代的将领逐渐走上前台，大汉帝国新一代的柱国脊梁也在历史浪潮着崛起。
此次西征，总共动兵五万余人，安西、河西两地的边军、团练大部被抽调。不是不能征召更多的军队，只是后勤上的压力有些大，再多，就要突破两地的供养能力。
安西地域虽广，但归汉也才十年，过去回鹘、契丹、黑汗以及大汉，甚至是南边的于阗国，几方势力在这片土地上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拉锯作战，被反复摧残，基本沦为一片废墟，高昌全胜时期的百万部民，损失了八成。
直到汉军西进，方才取得了难得的安宁，但是，十年根本不够新一代人的长成，恢复重建更是遥遥无期，到开宝二十一年，安西下辖人口，也不足二十五万，其中，有许多人气还往返东西的商贾们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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