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回到崇政殿,落座不久,一名气度厚重的中年官员,便至御前,垂首候命。
此人名叫吕胤,字余庆,官宦出身,后晋年间以荫补入职。哪怕到乾佑十五年,以荫补出仕任职的官僚将吏,仍旧占据了半数以上,这也是一直以来朝廷的主要举贤渠道。剩下的,则于乱世之中,寻得机会,展现才能,得到任用。然后才是通过征召、科举,入仕为官为吏者。
当然,随着刘承佑当政以来,改革积弊,削平天下,国家趋向于稳定,社会恢复治安,再经过十多年的沉淀发酵,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大汉的官僚体系中,力量也在不断加强,影响在扩大。
似乎王朴、王溥、王着、李昉、卢多逊、张洎等,都是其中的翘楚,虽然这些人并不能算作一个朋党,但也从侧面证明,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大汉的比重。并且,可以想见,未来科举仍旧会发展成为大汉最重要的取才渠道,就因为其门槛较低,并且相对公平。
吕胤呢,是荫补官员中的佼佼者了,累任多方,是从基层的岗位,一步步被提拔起来的,又经历过晋末乱世,见识广泛,深晓时弊,每居任,多有善政。这样一个履历扎实,而又能力出众的官员,哪怕在人才辈出的大汉初年,也是不可能被埋没的。
吕胤仕途生涯的转折点,在乾佑元年濮州案,当时柴荣杀不遵政令、自行其是的濮州刺史张建雄,被召回京后下狱,听候处置。当然后来是重视轻罚,柴荣被派到徐州,准备南征。
濮州案,原刺史张建雄基本是白死了,但濮州作为黄河流域的重要州县,还需人治理。当时柴荣就举荐了吕胤,由他出任,吕胤升任之后,迅速废除了一系列的张建雄的恶政,改行乾佑新政,不到两年的时间,便使濮州士民,享受到了天子与朝廷的恩泽。
其后,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从濮州刺史调任彰德知府,后又迁任大名知府、河东布政使司参政。在乾佑十二年到十三年的全国官政调整中,原本是有机会升任河东布政使的,不过刘承佑一道诏令,调任中央,并且直接担任崇政殿学士承旨。至于大舅子郭侗,则被外放到沧州任知府,原知府楚昭府则出任河东布政使。
这一次升迁,对于吕胤而言,算得上是仕途的又一转折点,虽然崇政殿学士承旨的品秩并不算高,但是作为皇帝的近臣,崇政殿的重要职位,内外盯着的人可一点都不少。
而吕胤这由外而内,再经过在崇政殿的履历,再进一步,不是做一方大员,就是成为一部主官,将来登堂拜相可能也大大增加。
在崇政殿任职,只花了半个月,吕胤就取得了刘承佑的认可。他在地方治政上的经验太丰富,很多事情,都能看到其实质,能给刘承佑提供许多他看不到的视野,对于刘承佑下放的事务,也都能妥善处置,与政事堂那边,配合也相得益彰,极大地弥补了王朴与诸宰相们的矛盾。
没错,回到东京,位在宰臣,因为政见的缘故,作为崇政殿大学士的王朴,与政事堂那边屡有冲突,范质在时激烈,魏仁溥当政后,仍旧有争端。在其中,吕胤这个后期之秀,竟然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这是刘承佑没有想到的。
而刘承佑看重吕胤,在于此人冷静、镇定而不乏果断,办事能力极强,并且,很受刘承佑欣赏的一个品质便是秉正,不盲从,不受胁,正义执言。
去岁,前宣慰使赵上交去世,按照成例,对其盖棺定论,是该有所追赠。而赵上交,在晋末汉初的历史舞台上,也算一个风云人物,从迎河东军入东京,再到后面的科举制度完善,帝制王化宣传,为大汉也做了不小贡献。
不过,以宰臣陶谷为首的一干人,主要是陶谷,却以赵上交为有罪之人进奏,不宜厚待。这种时候,恰逢刘承佑咨以此事,吕胤只是很平静的说,赵公因识人不明,而受贬谪,前过已受惩处,何以加之?死者已矣,叙其生前,功与过孰重?
然后,刘承佑便降下恩谕,加谥号,追礼部尚书衔,同时封侯,以其孙袭爵。当然,对于赵上交的厚待,并不是因为吕胤的谏言,除了对赵上交的公平定论外,也因为刘承佑想到了赵曮,那个英年早逝,当初最受他喜爱的近臣赵曮,袭爵的就是赵曮的儿子。
至于陶谷,又引得皇帝不满了,因为刘承佑清楚,陶谷针对赵上交,就是因早年的积怨,而采取的报复。陶谷善于揣摩圣意,在担任宰臣的这些年中,办的很多事也确实挺合刘承佑心意,但这个人就是有改不了的毛病,明明年纪不小了,却总是得意忘形。而刘承佑之所以没撤换陶谷,既因为他确实有用,也在于不想随便打破朝堂新建立的平衡。
可以说,在皇帝身边,吕胤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才干,突出的治务能力以及良好的个人操守。而随着王朴的病重,在崇政殿,吕胤也成为了实质上的主事者。
此时,看着沉稳地站在面前的吕胤,刘承佑也平和地问道:“有什么事情?”
“江淮兵马都监赵延进已进京,请求觐见!”吕胤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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