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契丹灭国后那些年间，帝国朝廷可不是什么都没做，全然坐观金国的扩张、与饶乐的厮杀，至少在漠南地区，山阳道司对南附的原契丹国民进行了相对妥善的安置与约束，奉枢密院军令对溃散之契丹兵卒也有了重新编练，对漠南的地理气候、金国金兵都有更为详细的了解、整理、熟悉，一切的一切，都是为动兵之用。
而出漠南之萧惠军，仍然只是一支偏师，朝廷真正的大动作，正是在“汉金”交锋第一线，饶乐、燕北地区。燕北都指挥使董从俨，在兴国之战中的表现，获得了刘文济的信任与大胆起用，直接被任命为漠北行营都部署，总燕北、饶乐、安东及一部分山阳边军，计七万步骑，北讨金国，目标大泽地区（呼伦湖）。
当然，名义上的北伐统帅，这个名誉，刘文济给了饶乐王刘昕，作为一种安抚，而老王爷在常年与金国的鏖战中，又经兴国之围，已经病倒了。因此，董从俨就是东路军实际的主帅。
王师一发，地动山摇，漠南、燕北这两路军加起来，就是十万大军了。到此时，刘金才真正感受到，与一个认真的、强盛的中央帝国交手，究竟是怎样一种体会，过去十多年的胜利，多多少少给他带来了一些错觉，即便他自认已经足够冷静了......
汉军北上之时，刘金仍驻静边城，率领部众在大泽及周边草原就食恢复，兴国之败，对他而言算得上一次大挫败，但还不算伤筋动骨，伤亡严重的是征服不久的仆属部卒，他乃蛮本部精锐，死伤还不算严重。
因此，在汉帝国北疆进行动员的时候，刘金也在休养恢复，集兵聚将，准备趁着秋高再度南下，找回场子。恰逢汉军北上，这正合刘金之意，汉军送上门来，正可借主场优势歼之。
面对帝国联军汹汹而来，刘金并不畏惧，他使用其一贯的战术，派出数支骑兵，轮番南下，骚扰迟滞汉军，意欲在“疲敌”之中，寻找战机。
事实证明，董从俨在兴国之战的表现，并不是昙花一现，对于金兵的战术，他早有应对，行军的军阵，诸军的任务，应急准备措施，他安排得井井有条的。金兵的疲兵战术起到了作用，但并不大。
当然，最关键的地方，还在于汉军充分的准备，步骑结合，是汉军对付游牧骑兵传统战术，这个传统也再度被董从俨使出来了。
金军兵少，那是来送；兵众，足以拒之；若是来攻，更是求之不得。因此，到九月底时，董从俨军历经辛苦跋涉，终是成功饮马大泽，遥指静边城。
在这个过程中，刘金做了诸多努力，但一无法阻止汉军进兵，二则难以寻到真正有利的战机，只能一步步眼睁睁看着汉军的阴云笼罩在大泽草原。
而进入大泽腹地之后，汉军在行动就积极多了，兵分两路，一路由安东国大将刘尚远统率两万骑兵，游弋搜猎，寻找金兵主力，董从俨自己则率领中军步骑，继续向静边城挺进。
这种局面下，刘金最终选择撤出静边城，将之拱手相让。倒是刘尚远军，刘金与之交手几次，但没有一次达成目的，一是刘尚远能打，汉骑难歼，二是不敢投入全部力量，怕被汉骑纠缠上，引来主力。
在一种相持拉锯的局面上，双方从秋季纠缠到冬季。入冬之后，天气渐寒，刘金再度改变战法，他抛却老弱，放弃大泽部众，任其避祸，集结了五万精骑，备足粮草，躲了起来，同时截断汉军粮道
刘金是发现了，正面与汉军对抗，还是很吃力，即便胜了，死伤也严重，因此，他打算借“长生天”的力量，寒冬的漠北有多可怕，他再清楚不过了，而七万汉军，想要生存下去，困难是格外艰巨的。
刘金的判断并不能算错，因为在这个冬季，在静边城冻死冻伤者，数以千计，但东路汉军出征之前，携带有充足的军粮，除了专门的辅兵，每人每马皆负三月干粮，同时在战事前期，一直有源源不断的粮草从燕南—燕北—饶乐送抵前线，虽有不少在金兵的袭击下损毁了，但成功抵达前线的仍旧有不小补足。
从寒流席卷，天降大雪，以及金兵躲避兵锋开始，各部汉军在董从俨的命令下，便进行严格的补给配发，节省口粮，以静边城为依托，生生扛过了整个冬季。
同时，出征的汉军，不管是塞北还是饶乐、安东，对寒冷的耐受程度上，也并没有刘金想象般的差，尤其是燕北、饶乐、安东之军。
即便如此，汉军都死以千计，熬到后面，军中也开始杀牛、杀羊乃至杀马。而作为对手，在漫天雪白之下，刘金统帅下的金兵，同样死伤惨重，天地之力，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只看谁更能熬。
当然，在这场对峙中，最惨的应该是那些当地部民，他们被刘金抛弃了，抛弃之前，还被收缴了大量口粮及牲畜，等待他们的结局可想而知。为了战争，为了击败甚至全歼汉军，刘金不顾一切，采取了最极端、最残酷的策略，
很大泽部民没办法，选择往静边城的汉军投降，希望获得口粮，求得活命机会，但汉军连自己都尚且顾及不全，又怎会在意这些敌部的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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