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需讳言，在帝国极盛的岁月里，也不乏忧患与混乱，打遍东亚无敌手的大汉帝国，也同样难免边患之苦。那些每年都会在帝国边远穷困地区发生的蛮乱、民乱、贼乱，就不需多说了，“治安战”事实上在帝国内部也属常态，并不是那些对外开拓的封国所独有。
在建隆时代，朝廷边患之剧，并不在差点打起来的安东，主要有两处，一在西南，二在漠北。而从建隆八至十八年，刘文济领衔的帝国朝廷，也耗费了极大精力，用在两个方向，这是刘文济整个统治生涯中唯二值得记叙的“武功”。
历来之盛世，怎能没有“武功”之点缀，还不能是一般小贼小乱的戡定，得有些拿得出手的“赫赫武功”。
首先是西南，自雍熙初年川蜀之乱平定及太宗皇帝南巡，于成都召见滇、黔诸部土司之后，整个西南平静了足足三十年，当然一些“日常性”的动乱是避免不了的，但至少整体上还是处于一种平稳的汉统秩序下，并且汉化的车轮也在潜移默化中向历史前方滚动着。
三十年间，滇黔地区是有莫大进步发展的，政治制度的稳定与社会治安的保证，往往能催发繁荣，那段时期，也堪称滇黔地区有史以来文明程度最高、社会最繁荣的一个阶段。
当然，这份繁荣是以汉文明作为火车头带头前进的，其主要实现的方式也是通过与汉人的密切交流，最终呈现的也是一种汉夷杂处融合的局面。
经济上，滇黔二道虽然始终没能摆脱对剑南与朝廷援助的依赖，但也畜牧业与手工业也蓬勃兴起，作为茶马经济圈的支柱之一，畜牧业是其重要发展动力，滇马的名声可是遍布西南，再辅以各种手工制品、金属冶炼、传统农业，牛黄麝香等药材的发掘，山高林密、道路险仄的西南大山，已经不能完全视作穷乡僻壤来看待了。
政治文化上，虽然滇黔二道长期处于汉蛮杂处、“流土”并行，甚至土重于流的情况下，但在大量汉官、汉军、汉商、汉民，以及跟随他们输入的汉家文明典籍、风俗及商品的影响下，朝廷对西南的开拓与巩固获得了巨大成功，汉化进程肉眼可见地进步。
普通蛮民且不说，至少在诸蛮部、土司上层，汉语汉礼是基本传播开了的，不是汉文明真的有什么无法抗拒的魔力，让酋长头人们争相皈依、学习，只是在大汉帝国于滇黔建立的秩序圈力，不向汉化与朝廷靠拢，是会吃亏的。
接受汉化，日子未必能过得多好，但拒绝甚至反抗，日子一定过不好！而一切的根本，还在于朝廷常年在滇黔诸府州镇保持的重兵了。
若说综合的军事实力，滇黔二道的汉军是远不如剑南这西南核心的，然若单纯看军队之战力，比谁能打，滇黔的军队，尤其是云南道的边军，放眼全国都可堪一比，这都是由滇黔的政治、地理、民风决定的。
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治安的稳定，往往带来人口的增长，在帝国人口全面爆发之时，西南地区也同是如此，即便增长率并不如传统富庶地区那般高，但在建隆时代初期的时候，滇黔二地的人口也突破了五百万。
而可以肯定的一点，实际人口绝对远超这个数字！作为与黔中、剑南、广南西道密切交流的枢纽，云南道治善阐府（昆明），也逐渐扩张成为一座十万人口的大城，这个规模与水平，就是扩大到整个西南地区，都是能够排上号的。
滇黔地区在三十年间的发展与繁荣，是不可否认、不容抹杀的，但时，其社会矛盾也在快速积攒。土地矛盾（滇黔以其特殊的政治环境并没有进行如内地道州一致的地税改革），贫富差距，汉夷矛盾，官僚权贵的贪婪与剥削，土司蛮部之间的血腥争斗......
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积攒到一定的程度，自然而然就爆发出来了。事实上，从建隆三年开始，滇黔地区的骚乱就开始增多了，蛮民袭扰、掠杀汉民的事件层出不穷，蛮部之间（包括受封土司）互相抢掠、攻伐、扩张的情况也渐渐增多。
地方官府官军在这些骚乱上，只是如常一般地剿抚弹压，就像过去三十年一直做的一样。但是，以老办法显然无法解决新阶段的问题，也就导致动乱始终难已，社会治安不稳，犯罪率不断提高，一步步酿成整个滇黔的动荡与不安。
“川—滇”茶马贸易受到影响，直接利益的损失，自然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时任西南巡抚使的张士逊获悉其情之后，便格外重视，亲自奏疏一道，向朝廷禀报。
但惯性这种东西同样存在于帝国中枢，朝廷一开始也没有太过重视，毕竟滇黔地区的骚乱，又何尝真正平息过，蛮乱而已，闹一闹，也就消停了。
当然对于杀掠汉民之事，是不能姑息的，再者也需要给张士逊面子，于是朝廷给滇黔二道衙司下达了一份措辞相对严厉的敦促令，要求二道严加约束整顿，还民治安。同时，又给二道土司们降了一道制书，要求他们配合大汉官府，维稳滇黔，迅速恢复地区安定。
这样的举措，若是发生在太宗朝，哪怕在康宗朝，效果都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平心而论，到建隆时代，西南这些山高皇帝远的土司们，早就对朝廷失去了三十年前那般的敬畏乃至感恩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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