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尧佐一道被回报的，乃是兖国公王增，他从荆湖北道调任宣慰使，掌管朝廷中枢的喉舌，就冲他当初在继位之前的果断靠拢，即便他与王氏家族出的力并不起多少实际作用。
而王增履任之后，兴奋之余，也更加卖力，毕竟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真正触摸到重振家声的希望。王增到任宣慰司的半年时间内，就用实际行动表现着他对新皇的支持。
他与下属的僚属与笔杆子们，是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从方方面面、各种角度来论证皇帝继位的合理合法与合情，邸报上，更是连篇累牍地称赞皇帝继位以来所有的端重、谦和、宽容、礼贤之言行。
康宗下葬，宣政诏颁，王增又组织人手，开始仔细研读、分析、审量，穷尽力气地挖掘其中先进的思想精华与政策理念，并从诸部司衙门乃至民间搜罗政论文稿，宣报之上，也紧跟着出现了大量政策解读。
这甚至导致宣报的民间销量都有一定下挫，毕竟平民百姓、市井小民，谁关心这些啊，又有多少人舍得花那不菲的价钱去买枯燥的官报来看。当然，宣报是有一个固定市场群体的，其办报初衷也是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销量什么本就是次要的东西。
而王增一系列的表现与举措，自然很中皇帝之意，大受刘文济认可与表扬。当然，王增的一系列操作，也饱受非议，毕竟过于逢迎媚上，有些人甚至把他祖父王朴摆出来了，老国公当年是何等风采，相比之下，王增今日之表现，岂不有辱先祖声名。
对此，饱受过“家道中落”苦楚的王增，哪里会在意些许流言蜚语，比起那些非议，跻身中枢，光耀门楣，才是对祖父最好的汇报。若没有今时今日的地位，帝国上下，又有多少人会再想起、提起先祖呢？
此番春闱，王增也以宣慰使的身份同知贡举，为大试副监。同时，刘文济又让集贤殿大学士、礼部侍郎杨亿以及大学士、秘书监朱祺为监考。
杨亿与朱祺，一个是传统的博学鸿儒，一个湘江学派的扛旗者，二者之间在为政治学、思想道义方面的争论，已经延续二十多年了，二人从雍熙初期的太和楼里，一直辩论到端拱时代的庙堂上，也从当年的青年俊秀，成为了如今华发早生的学派领袖。
主监考的阵容，可谓豪华，也表明着皇帝对礼制、德育、取士的重视，而与以往比起来，今年的春闱，透着一股迥然的气质，积极向上，又让人耳目一新。
从结果来说，本届科考也是取士最多的一届，诸科加起来，足有428人被录取。当然，比起参考人数，录取比例实则是下降的。
同时，在取士上的分配，刘文济也深得世祖、太宗之真传，将前两届农工医算诸科被打压下去的录取比例又给提了上来。
事实上，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磨合、实践，朝廷内部对各专科已经有一定认同，毕竟进士、明经太卷，竞争太激励，考取难度太高。而明法、史科实则是传统科目的延伸，也容易被接受。
相比之下，农工医算四科，虽然免不了被用有色眼镜看，但总归是一个命官前途。而除了更加重视积累、专业性最强的医科之外，其他三科，上手难度也相对较低。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即便世祖、太宗推了这么多年，这些专科取士的发展前景，终究是有限的，除了社会意识、文化氛围、传统官僚的打压之外，本身的专业性就限制着其发展，而这个上限，也开始显现出来了。
真正获得大发展的，只有一个科目，那就是明法科，尤其在太宗朝，雍熙时代可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明法时代”，这也在朝野间掀起了新一轮的“儒法之争”。
如今到刘文济上台了，在承继先帝遗志，继续明律强法的同时，他又默默推动“明算”了，这得益于在江南多年治政习务的经验，尤其在亲眼见识了东南经济的大发展之后，在国家管理尤其是财政管理上，刘文济也更倾向于更加“精细化”的管理。
大量精于算术的官吏，就是重要基础，刘文济推动娄江学院的建立，其志也在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在他看来，一个会算账的官吏，不管是贪婪还是清廉，在管理上总是能聪明一些、灵活一些。
因此，本届科考，在明算科的取士数目上，也达到历史之最，足有41人。
当然，再怎么变革变化，进士科的核心地位依旧是不可动摇的，这是真正培养精英统治阶级的地方，进士出宰相，也成为一种趋势了。至少，这么多年来，就没听过其他科目有人进入加平章事，跨进政事堂的。
从结果来看，端拱二年这一科，也着实挖掘了不少良才，别的少提，就说一甲三人。状元蔡齐，榜眼晏殊，探花范仲淹。
这是一次庶族的胜利！
从这三人身上，能够发现一些明显的共性。蔡齐祖上虽曾为县令，但家道早衰，幼孤，寄身于外祖父家过活。晏殊出身平平，其父只是江南一捕役，只是勉强与体制沾点边，但他天生聪颖，幼时就能做文章，素有神童之名。
相比之下，竟是范仲淹的出身最好，其父范墉早年在吴越为官，入汉之后，曾一度官至湖州知州。只可惜，范墉年命不永，去世时，范仲淹方四岁，又是一个幼孤贫而立大志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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