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皇帝的浪漫幻想，最多也就是个洋务运动、太空歌剧的水平。但至少，这里面的幻想元素，包含着技术的进步，这比之那些三代之治的幻想，总归还是要强一些的。
至少，这也算是讲物质，认清了大顺现在人地矛盾、亩产水平、以及经过简单计算可知的再继续下去粮食根本不够吃的物质现实。
比起只靠三皇五帝、文武之制、大道既行这些虚的、抽象的东西，最起码距离现实更近一些。
固然说，皇帝不可能把那些心思全说出来，尤其是政治上的一些想法。但刘钰大致还是可以猜个差不多的，或者说这是封建统治者的“最终”思路。
如果关于平衡之后、借力均田、改革科举再反过来以小农官僚科举压制新势力的思路都达不到，那刘钰就更不必担心太多了。
皇帝倒是没有和刘钰直接说，也没打什么暗语，直接就没提将来怎么办。
人地矛盾，在铁器牛耕时代，似乎确实是个无解的难题。
即便说，将来工商业发展，足以容纳极多的非农业人口。
但不管怎么容纳……能产多少粮食，这还是个根本问题。工商业人口又不是不吃饭，只是用一种工商业的方式，完成对粮食的重新分配而已。
工商业不能制造粮食。
工商业只是通过流通和交换，将粮食在农业和非农业人口之中分配。
皇帝对于未来“肥料和抽水机”的幻想，并不是什么封闭愚昧、什么大陆文明的农田视野。
相反，这恰恰是真正明白大顺现在的现实情况。
而这种现实情况，伴随着大顺在西南改土归流，使得皇帝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比如玉米、土豆。
这些东西，在平原区，尤其是华北平原，这些美洲作物的效果并不太显着。
但在西南，尤其是几乎没有平原的云贵等地。
伴随着改土归流的深入，山顶上一片小地种点玉米土豆什么的，直接引发了人口爆炸式增长。
玉米、土豆，与平原地区和山地地区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
如今又取消了丁税，人口统计不再需要弄虚作假，反而一般会作为政绩。
终究，大顺的政治正确，源于夫子之论语。
而夫子的弟子记录夫子那些话的时候，其经济基础物质基础，是天下人口尚且不足、耕地尚且许多的时候。
于是，理所当然的，人口加增，也成为政绩的一部分。春秋乱世，人口加增，确实是政绩。春秋时候物质基础技术条件时候的正确，未必是现在这种物质基础技术条件的正确。
皇帝还不至于被这种正确所迷惑，尤其是经历了西南改土归流后的人口爆炸，对于人口、耕地、粮食、亩产的理解，更加深了一层，
于是，皇帝问道：“卿于威海练兵，行鲸海迁民事；于松苏改革盐政、漕运、出口、通商事，行南洋迁民事；于山东治黄河水道，又行扶桑迁民事。”
“你亦知本朝大儒颜李之辈，言均田事，其言均田，名虽复古，然终究未必全行古法。”
“至颜习斋、李刚主辈，始终绕不过去的问题，还是‘人口’。即便李刚主亦重视工商，但他所见，士、工、商等，终究容不下天下许多人口。”
“因为李刚主等辈，认定非农行业，容不下许多人，于是于均田法上，亦有许多纠结处。”
“我闻爱卿于颜李之学，时而亲近、时而反驳。这农，与士工商人口事……你们之间虽有分歧，但这分歧的根源，依朕所见，究其根源，亦不过是将来亩产多少的分歧。是否相信将来亩产五六百斤的分歧。”
“但爱卿于威海练兵，则行鲸海移民事；于松苏变法，则行南洋开发事；于山东治河，又行扶桑移民事……说到底，还是爱卿即便认为将来亩产五六百斤，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士、工、商等职，依旧无法容纳太多人口。还是要靠移民来解决这些事。”
“那么爱卿于复古儒生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态度呢？”
“农、工、商，这等问题，爱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所谓儒家的复古派，其实就是儒家文化圈的改革派。这一点，全世界都一个鸟样。
新教是基督教的原教旨派，是改革派。
哇哈比派，在这个时代，其实也是绿教中的改革派。
乃至于儒家文化圈，不管是大顺的古儒派、日本的复古派、还是朝鲜国的实学派，历史上，他们都是改革派。
托古改制，和欧洲启蒙运动中的“东学西渐”、“借东讽西”，其实都是一样的玩意儿——包括文艺复兴，其实也算是一种托古改制。
无非就是先创造出一个理想国，然后把一切好的东西，加在这个理想国里。
至于说托古改制，还是外面的月亮圆，其实是一回事。
反正，三代之古、与大洋彼岸，在这个时代，其实一样遥远，编就是了。
大顺喜欢托古改制，和中世界晚期搞文艺复兴这种托古改制，本质上差球不多——即生产力没有飞速发展，而人的寿命有限、考古学不够发达、历史记载的单薄，使得改革派可以将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放于古代。
而启蒙运动中的东学西渐，则是因着这百余年欧洲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英国农业亩产从90斤飙升到120斤，增产达30%，这是肉眼可见的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意识到的生产力在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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