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科技的工业品”好，并且希望这些科技的工业品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并不是懂工业化。
就像是赵翼知道要修黄河、甚至激进到南北两条河道轮流清淤是好的，这也不代表他懂黄河问题。
神说，光是好的，于是要有光。
这种逻辑，并不是现实的逻辑。
甚至于，其反现实的关键，就在于“是好的”和“得到这个好的”之间的过程，避而不谈。或者，浓缩成一个神迹，完全不考虑怎么得到。
经书，大部分都是这样的逻辑。
皇帝对刘钰所谓的“世界是物质”的这句话的理解，还停留在“人地矛盾继续激化亩产不提升粮食要不够吃”这件事上。
或者说，最多理解到“就算三代复治、五帝重生、文武降临，哪怕大道既行夫子不必乘桴浮于海，依旧无法解决人口加增和粮食不够吃这件事”的程度。
但皇帝并不理解，世界是物质的这句话，背后引申出的一系列关于社会、社会关系等等问题的思索。
不过，终究，大顺的社会状态，大顺的皇帝还是可以理解一部分的。
在谈到小农问题后，皇帝并没有继续深入小农问题，而是转而道：“但不管怎么说，货币改革之事，已是势在必行了。”
“小农之困，原因颇多。或贪官污吏、或胥吏狂欢、或劳役加派、或商人压榨……种种，但小农之困的原因种种，货币事，也是其中之一。”
“多有地方官员诉言，钱银兑换导致百姓困苦；更有收铜钱而换白银必要多收；还有火耗运银等等事。这些都对小农颇为不利。”
“只是，货币若改……松苏等地的白银，外联欧罗巴、印度、乃至扶桑南大洋金银矿。若这些金银，流入内地，飙升地价、吞并耕地、甚至放贷于天下效以商控蒙故事……”
皇帝摇了摇头，显然对这件事颇为担忧。
以商控蒙，是当初北征罗刹、定准噶尔事后，刘钰给皇帝的献策。这些年过去，这么说吧，把蒙古全部的牛羊卖了，能不能还的起现在的债务，那都两说。
而若行于民间，松苏的资本大量涌入内地，哪怕不买地，只是放贷，那都是叫人绝望的事。
小农经济是脆弱的。
大顺这种一些地方混到了人均三亩地的地方，更加脆弱。
王荆公的青苗法，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哪怕到了后世，大银行都不喜欢给小农放贷，因为放出去基本意味着坏账。而朝廷放贷，放给极为脆弱、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彻底破产的小农……更是白扯。而有能力不破产的……就这年月、就这破封建社会，都有能力不破产的，怎么可能需要经营借贷？
英、法、荷等各国，都有一大堆的“债务监狱”，一大堆的“债务奴隶”。
大顺难道真的修一堆债务监狱，靠“债务奴”的劳动，来抵偿？这种事办了，那就是天下沸反。
所以，大明也好、大顺也罢，法定的最高年利息是百分之三十六，可民间九出十三归之类的把戏，根本禁不绝。
即便不谈别的，只按照纯粹的、原教旨的资本主义金融业思路来考虑：借贷给小农的风险那么大，利息自然要高。风险越大，利息越高，这是标准的金融资本的市场逻辑。
在“货币把其余神像挤下去，宣告自己才是唯一的真神”的情形下，松苏等先发地区的大商人，现对于内地的士绅，那就是离神更近的人、简直是新时代的“有形圣人”。
而大顺虽然说还有一定的“士农工商”的社会意识。
但实际上。
别说大顺。
就是满清时候，读书人跑到扬州去玩，都惊叹，扬州的秀才，得去巴结商人。有功名的见了大商人，也得说“我昨天去您府上拜谒您，可是您不在，您的管家告诉您了吗”这样的卑微语气。
士农工商……说说罢了，穷的叮当响的佃农，难道真的能跟大商人说，我的社会地位比你高？说说罢了。
皇帝担心的，一旦搞了货币改革，先发地区的优势，尤其是货币优势，会迅速造成内部小农经济的极大问题。
但是，皇帝说的必须要改，也是有道理的。
在先行的体系下，铜银兑换的问题，确确实实也是压在小农身上的一座山。
甚至于，在满清打完鸦片战争后，铜银兑换问题，都可以直接影响对外贸易，以至于英国法国商人都发现了铜银兑换比导致的“洋布”销售额的巨大波动。
小农，是拿不出白银的。
收的铜钱，兑换成白银交税，这里面，商人吃一波兑换差、官员吃一波火耗、地方吃一波加派，使得小农在铜银兑换问题上极度脆弱。
这件事，在北美，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英国要求北美交税用白银，而不能用纸币；纸币依旧可以在北美使用，只是纸币和白银的兑换走市场调节……这就直接导致了北美的手工业者加入抗英队伍。
固然说，大顺的铜钱，不至于和北美的纸币一样。但既然交税、大额贸易等都要用白银，那么从货币属性上讲，铜钱和北美纸币的情况也多类似。无非也就是铜钱本身就是一种半贵金属，除却赋值货币外，还有个“铜”这个自身属性罢了。
当然，皇帝现在说的货币改革，从历史上的改革来看，接近的是“火耗归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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