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水问题，刘钰不敢掺和，他控制不了老天爷。
但要说保证京城和驻军以及野战军团所需的600万石粮食，他便可以拍着胸口担起这责任。
虽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也其乐无穷。
可终究，比起治水的与天与地奋斗，保证漕米的与人奋斗实在是更有乐趣。最起码可以自己掌控命运，但治水自己没办法掌控是否来一场百年一遇的大暴雨。
这些年过来，皇帝对刘钰还是非常信赖的。觉得要是刘钰拍胸脯保证的事，那肯定是胸有成竹的，从当年的罗刹边境战争到这一次下南洋，都印证了这一点。
只是之前皇帝始终觉得，刘钰有时候总会使一些“先斩后奏”或者“倒逼朝廷不得不从”的手段。这都形成习惯思维了。
耳听刘钰又提出这么一个听起来似乎“十分合理、十分有利于朝廷”的政策，皇帝也几乎是下意识地想了想这件事可能会引发什么影响？可能又会“倒逼”朝廷将来做出什么决策？
想了半天，觉得好像最多也就是倒逼朝廷不得裁撤海军、必须保证一支在南洋有绝对性优势的海军。
除此之外，暂时倒也看不出什么别的。
之前任命米子明为南洋都护的时候，殿前奏对考教，米子明说要分“内外”。南洋的工业发展不起来，而且杂乱无章的岛屿，都使得南洋很难存在一个强大的割据势力。
因为南洋虽然有柚木，但是造舰不只是个技术活，还是个吞金兽。
拥有一支十余艘战列舰的舰队，需要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需要几十个省份的税收保证、需要强大的手工业作为支撑、需要一整套的帆布缆绳锯木产业、需要一个海军部下辖的后勤管理处统合……总而言之，南洋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有个很近的、大顺也很熟悉的例子，就是荷兰。富庶数倍南洋、航海术十倍南洋、远洋海战传统百倍南洋，但结果就是现在连一支战列舰舰队都凑不出来。
用刘钰的话讲，那叫在阿姆斯特丹看着岁数和他爹差不多的大的荷兰最年轻的战列舰，想着曾经荷兰纵横四海，当真有“黍离之悲”，叫人潸然泪下顺便忍俊不禁。
是以看起来，只要有一支舰队捏在天津卫、威海卫、旅顺卫这三处距离京城很近、陆军野战部队随时可以控制港口炮台的地方，倒也确实不用担心南洋会威胁到朝廷的漕米稳定。
不用担心造反、割据。
剩下的，便都好说了。
皇帝暗道，守常的手段果然异于常人，若说他聪明过人，倒也不是，如他所言，不过近水楼台先得月而已。接触多了那些西洋开拓殖民的手段，想法也就与朝中众人大为不同。
但怕的不是他聪明过人，若真是聪明过人，倒还好了。若韩白李岳、若周公武侯，皆非常人也，百年难遇，不可复刻。
怕的便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便可想出这样的手段。
这殖民扩张的手段，西洋人已用的纯熟，西洋人不需要近水楼台，只怕在殖民扩张之上他们便是水。若他们再有聪明之辈……便若朝中科举出身的状元们的才智，若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想出的方法怕也比守常想出来的要强，这西洋人中的顶尖聪明者本就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果然，大敌仍在大洋上，而非西北东北了。
无论如何，这海军还是要继续建的。
马六甲，当为山海关。而印度，当为东北地，隔绝罗刹与山海关。此事终是要做的。
既如此，他想“倒逼”朝廷继续维持造舰，以确保南洋漕米，倒也没什么问题，反正也要做。
这既没了问题，剩余种种，倒确实是良策，大为有利。
一石三鸟，一举多得。
“爱卿所言，确实耳目一新。”
“朕算一下。若养三十万厢军，月饷二两，加上吃饭……爱卿的要求又高，不但要求吃饭，还要求吃饱。这一年就得500万两白银。”
“每年再多支出500万两，而且还是年年如此。”
“这笔钱，以前是不走户政府的。当地地方官摊派和力役就能解决。但现在走户政府了，就得朝廷花钱。”
“户政府的摊子越铺越大，进项却没加多少。只怕户政府不会同意。若由朕内帑出，终究不是这么回事，还需制度化。”
既说制度化，那就是说钱要走户政府走国库太仓。
而走户政府国库太仓，有天下内外之分，这钱就还得从天朝内弄。
皇帝也是在询问刘钰对廖寒辉提出的“淮河加税”问题的看法。
刘钰本就对此不是十分热衷，他觉得不改变所有权这个根本问题，就是修修补补。
而且征税成本在那摆着，皇帝要征收倒是有手段：一大堆新学学生、手里还有武德宫良家子，以足够的人才储备空降两淮，清查田亩、安插足够的基层税吏，进行控制。
长期肯定也会发生“新学生堕落”问题，短期倒是确实能做到一个看似矛盾的巨大成果——加税的同时，减轻百姓负担。
这些东西，皇帝深谙平衡之法，自然不可能想不到。
于是刘钰便道：“户政府的事，陛下宜与朝廷合议。但淮河尚未治理之前，加税之事本就不可能，蠲免还差不多。臣以为，这钱，三五年内，还是内帑出为宜。天下非只两淮。户政府的钱，不可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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