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四百九十九章循循善诱
此外还弄了一个果园，种植经过矮化的果树。
即便是这样，都还有五十多亩，可以规划成赵煦的运动场。
这里设计了一个现代化的马棚，养着骐骥院送来的最顶级的名马，还有一个箭馆，一个武备库，一个游戏楼，供赵煦在这里放松心情。
主体工程搞下来，一共花费了不到三百万贯，主要是高滔滔本着“节用”的原则，将宫室原有的木料，地面的地砖，都尽量重新予以了应用。
剩下七百万贯，都是内装陈设和园林花木的花费。
但是其实总体成本并没有这么多，因为宫里这次改建，拆得了大量的名木如紫檀、金丝楠。
梁柱屋廪被节省出来，送到将作监妥为保存，再给内宫做几十年家具都够用。
不过这些苏油都没有再过问，如今朝堂上已经进入了改良新法的白热化阶段，各方势力正在拼刺刀。
司马光从乞雨回来就生了大病，在家中不能上朝，苏油带着苏轼苏辙去看望他的时候，司马光躺在床上，拉着苏油的手说道：“明润！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
司马光所谓的四患，就是青苗、免役、将官、冗军。
苏油也不知道从何劝起，看到司马光那样也不好多提。
司马光所谓四患，其中青苗是王安石首倡，相当于新法的标志。章惇等人虽然同意改良，但是还想保住这个名目。
而免役法、将官法，总体来说利大于弊，不光是改革派，甚至改良派和保守派中不少人，都认为应当保留。
因此司马光想要完成自己的理想，阻力非常巨大。
这场大病，也不能不说和这些没有关系。
二月，乙丑，命蔡确提举修《神宗实录》，以邓温伯、陆佃并为修撰官，林希、曾肇并为检讨官。
这是程序正确，不过蔡确不敢回京，在半路磨磨蹭蹭写辞呈。
司马光在病中移书三省：“今法度宜先更张者，莫如免役钱。光见欲具疏奏闻，若降至三省，望诸公协力赞成。”
又手书与吕公著曰：“光自病以来，以身付医，以家事付愚子，唯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晦叔矣。”
事已至此，也就不由得群臣顾及司马光的身体了，纷纷前往探望，力图说服他不要这么做。
中书舍人范百禄首先到访：“熙宁免役法行，百禄当时知咸平县，开封罢遣衙前数百人的时候，老百姓都感欣幸。”
“之后有司求羡馀，务刻剥，免役法才产生了弊端。如今其实只要逐渐减免助免钱额，以宽民力就可以了。”
司马光不听，上奏免役法的危害。
“免役之法有五害：
旧日上户充役有所陪备，然年满之后却得休息，今则年年出钱，钱数多于往日陪备者，其害一也。
旧日下户元不充役，今来一例出钱，其害二也。
旧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作公人则曲法受赃，主官物则侵欺盗用，一旦事发，挈家亡去，其害三也。
农民所有，不过谷帛与力，今曰我不用汝力，输我钱，我自雇人，若遇凶年，则不免卖庄田、牛具、桑柘以求钱纳官，其害四也。
提举常平司惟务多敛役钱，广积宽剩，希求进用，其害五也。”
应该说，司马光列举的这五条，的确是免役法的弊端，但是并非不能改良。
而司马光的主张是“罢废”，恢复以前的差役法：“为今之计，莫若降敕，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宁以前旧法定差。”
“惟衙前一役，最号重难，向有破家产者，朝廷为此始议作助役法。
今衙前陪备少，当不至破家；若犹虑力难独任，即乞依旧于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有屋业者，并令随贫富等第出助役钱，遇衙前重难差遣，即行支给。
然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齐同，乞指挥降诸路转运使下诸州县，限五日内县具利害申州，州限一月申转运司，司限一季奏闻，委执政官参详施行。”
高滔滔诏三省、枢密院同进呈，得旨依奏，苏油和章惇也不再顾忌司马光的颜面，开始狙击，大家在都堂吵成一锅粥。
辛未，以侍御史刘挚为御史中丞。
癸酉，以监察御史王岩叟为左司谏。
右司谏苏辙上言：“帝王之治，必先正风俗。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于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
邪正盛衰之源，未必不始于此。”
然后总结了真宗和仁宗重视台谏，因而朝中纲纪整肃，忠良得用。
因此真宗朝虽然有丁谓“乘间将窃国命”，“而风俗已成，无与同恶，谋未及发，旋即流放”。
仁宗朝的执政大臣“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故虽人主宽厚，而朝廷之间无大过失”。
之后说到神宗驱逐台谏，“由是风俗大败”。
最后总结：“臣愿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渐，始于台谏，修其官则听其言，言有不当，随事行遣。使风俗一定，忠言日至，则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
应该说苏辙这篇奏章是他上任右司谏的“工作指南”，水平比一般台谏官高明就高明在——“言有不当，随事行遣”。
不再以风闻为理由免责，表示谏议官也应该承担政治后果，在苏油看来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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